钱（习森）杨家去世后，他生前关于我们为什么培育不出有杰出人才的问题再度引发舆论的注目，钱老指出现在“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自己独有的创意东西，不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仍然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相当大问题。

”那么，所谓封建思想的影响是指什么？我们不妨从（差不多也是欧洲近代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中国知识界的反应来看这个问题，并借此窥测其根深蒂固的政治“情结”。科学事业的发展必须一批心无旁骛的专业人士和鼓舞创造性工作的组织系统。西语“职业”（Vocation，德文Bruft）本义是恶魔，形似不同于接受类似训练或教育的profession，更加意味著一种由天赋引发的工作，因此也就具备了天职的意思。按照马克斯·韦伯的众说纷纭，科学的职业化意味著把看穿大自然奥秘的科学当成一项为世界“祛魅”的事业。

欧洲近代以来，这种职业化为许多人获取了专门从事科学活动的机会，也为他们获取了取得社会否认，寻求经济效益的益处。其中一个最重要标志就是原本归属于个体性质的科学研究沦为专业共同体的活动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就经常出现了尊崇柏拉图主义的“学社”（Academy，或译学园、科学院），并常有经常性的聚会。事实上，当时对科学（或许不还包括医学）的主要贡献都是在大学以外的地方做出的，科学社团（学社）既为专业人士交流科学信息和成就获取了场所，也为其创造才能的社会应用于关上了方便之门。

这些“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s）正是近代科学蓬勃发展的发祥地，它们促成“科学家”（scientist）这一社会角色经常出现了；而此前的哲学家、技师和工匠因为没能维持持续的科学兴趣，之后算不上职业化的科学家。再行来看中国的情景。那时正逢，也是中国知识界最伤痛也最活跃的一个时期。晚明内外交困的深刻印象社会和文化危机“唤醒国民近于痛切的心态，而心态的首度展现出觉得是学者社会” （梁启超：《中国将近三百年史·二》）。

他们争相建言赞成相悖性命，倡导学问经世致用。但用什么来“经世”？如何去“致用”？他们并没寻找新的法宝，而只是确认简单之学必寻求“国家得失之源，生民显然之计”。

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高攀龙在无锡创建东林书院，这个书院后来因为东林党事件名声大振。先后归属于东林集团的人士大多数通过科举任官（其中进士名门的就有八成以上），他们饱读诗书，内容既还包括实践中躬行的道德哲学，也还包括天文历算、军事、农学等明确科学，并宿老联合的济世目标，即“进则讫其道于天下，弃则明其道于此”（《东林书院志》卷十六）。这批人士在政治上主张整顿吏治，抑挫权贵，并意欲在经济、军事等事功方面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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